1985年的冬天，原和光贸易公司莫斯科分部负责人熊谷独与公司发生了职务上的纠纷，因不满于公司安排的他，在气头上辞了职。
人们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平常的职务纠纷，但熊谷独接下来的所作所为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离开公司后，他果断向美国政府商务部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组织检举揭发了日本东芝机械公司伙同位于挪威的孔斯贝格公司、日本伊藤忠商社、日本和光贸易公司等，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协议，擅自向苏联出口了9轴联动数字控制机床的行为。
在二战时，作为抗击法西斯的同盟，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能以“蜜月”来形容，但也算得上是比较和谐。虽然二战期间，两国短暂结盟，但这种结盟关系并不牢靠。
战争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两国之间的猜忌愈发严重。最开始，他们只是表现出些许的不信任；后来两国之间的敌意具现；到最后，美国和苏联完全发展成为紧张敌对关系。
美国和苏联都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如果这两个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要被卷入熊熊战火中。
二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它是用无数国家的人民的性命堆积起来的。美国和苏联虽然强势，但还保存着大国的担当，不会轻易交战。
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关系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郑重进入了一种冷战的状态。这样一来，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要被迫在美国和苏联之中选择一个，与其站队。
当时，在东欧的影响广泛，苏联势力很快就扩张到了这里。这一形势，让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感到警觉。
他们担心苏联的势力扩张会影响到自身利益；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西欧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但也害怕与自己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构筑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渐渐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美国和苏联的带领下日渐扩大，冷战就此成型。它不但涉及到地理政治学，还涉及到相应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
二战的胜利，得益于现代冷兵器的大量使用，大量的现代船只、潜艇、飞机被研发投入到战场上。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颗，更是加速了战争的进程。
可以说，冷兵器让人们见识，也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其中，核潜艇作为一种有着非常大发展的潜在能力的武器，更是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绝对青睐。
二战期间，许多科学家远渡大洋，逃难至美国，这使得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冷战开始后，美国为了保持对苏联的相对优势，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全力发展潜艇事业。当时的美国不单在核潜艇质量上远超于苏联，还研发出世界领先的水下反潜技术。
苏联潜艇显然没有美国潜艇的质量高，它们虽然数量众多，但往往会发出巨大的噪声。依赖于水下反潜技术，美国人在上百海里以外就可以轻松探测到苏联潜艇。
在小于20海里的距离内，美国的反潜技术还能精准识别出苏联潜艇的型号。这一情况，让苏联潜艇被美国人引为饭桌上的笑料。
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帮助欧洲发展经济”，推出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尽管美苏已经陷入冷战，但如果公开拒绝苏联参加援助计划，显然是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为了表现出“对盟友的信任”，马歇尔在演讲中诚恳欢迎苏联加入。但正应了所有人心中所想，苏联很快就如法炮制出一个“马歇尔计划东欧版”——“莫洛托夫计划”。
为了对抗苏联，美国及其西欧盟国组建了军事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苏联也组织了华沙条约作为回应。
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新一波的“冷战”开始了。美国政府将“限制对高新技术转让”作为其出口管制政策的重心。
为了强化对苏联的贸易管制，美国多次向巴统要求，提高贸易管制水平。在1982年年末，巴统成员国经会议达成一致：
不向苏联提供能使其经济军事化的优惠援助；不与苏联签署任何新的天然气协定；制定并督察对苏联的信贷政策；加强巴统的贸易管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想与北约国家和美国达成公开的贸易往来，可谓是难上加难。
1988年1月，熊谷独在他的《再见吧，莫斯科——违反巴统管制事件的背景》一书中，回忆了“东芝事件”的具体内情。
所谓的“东芝事件”，即是日本东芝公司在美苏冷战期间，向苏联走私了4台数字控制机床，并从中获利35亿日元。
从此，苏联核潜艇的质量突飞猛进，美国人失去了在远距离就可以对其探测的巨大优势。事件爆发后，日本政府迫于种种压力，展开了对东芝公司的检查，并抓获很多涉案人员。
就连日本首相，也难逃罪责，出面公开道歉。最后，日本人还花费了大约1亿日元在美国50 多家报纸上刊登了“悔罪书”。
据熊谷独所言，1984年4月，日本的三家公司：日本东芝机械公司、伊藤忠商事公司和和光交易公司派出代表，与苏联政府对外贸易部、苏联技术机械进口公司、苏联巴尔契克造船厂的代表签署了一份协定：
即日起，东芝机械公司将会向苏联提供4台9轴数字控制机床 ,总价值约35亿日元。
他还说：“1982年12月至1983年6月，大家花费了大半年时间，才将这批设备在日本装船。”
可以推测得到：在1984年初，苏联就收到了这批设备，并且将它们投入了后续的使用。
这是因为，这种9轴数字控制机床能够加工直径40英尺的潜水艇推进器，对改进苏制潜水艇的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不落后于美国，苏联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机会。
但当时巴黎统筹委员会组织已经有相应的规定：凡是属于2轴、加工能力在直径10英尺以上的数控机床，通通禁止向苏联出口。能够准确的看出，这笔贸易其实就是一笔违反了巴统贸易管制规则的非法出易。
东芝机械公司并不是不清楚这一笔交易的非法性，但在面对苏联人给予的巨大利润时，东芝机械公司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为了能够及时交货，东芝煞费苦心。它要偷偷摸摸把9轴数字控制机床在美国人的监视下运送给苏联，不得不打起十二万分精神。
因此，东芝机械公司先是从北约成员国挪威的国营军工企业康斯伯格公司那里，进口了型号为NC2000的2轴数字控制机床。
当这批机床到达日本国内后，东芝立刻着手将其改装成为了9轴数字控制机床。然而在做出口申报时，东芝仍然以“2轴数控机床”作为其商品的类型。
另外，东芝在申请出口许可证时，更改了商品名称，它将这批设备的名字填报为不受出口限制的“竖式机床”。
同时，东芝找到了在通产省有着很好声誉的藤忠商事公司出面，为其申请出口许可证。这样一来，这一笔交易不但涉及到了日本和苏联，还间接和挪威扯上了关系。
东芝公司敢在老虎眼皮底下如此行事，是因为他们早有“前科”，现在做起来熟门熟路。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东芝公司就利用康斯伯格作为中转站，向苏联出口过5轴数控机床。
然而，七十年代美苏关系处于缓和期，巴统因此对苏联和相应的“国家”交易管制并不严苛。
熊谷独向美国告发东芝公司后，1986年，美国政府立即要求日本政府和挪威政府彻查真相。彼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了解到此事的内情，种种相关的细节都是由美方提供。
事件发生得让人措手不及，日本全然没有能够立刻应对危机的好办法，只好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乖乖盘查。
1987年3月26日, 美国国务院指令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郑重阐明美方的立场，还出示了详细的证据，他们罗列出了几项要点：
一、该事件很严重，“不仅影响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安全, 而且也影响日本的战略利益”；
二、东芝机械公司向苏联出售的9轴数字控制机床在申报出口时的型号是TDP—70/110，其实际出口的型号应为MBP—110。据调查，在1976年后的十年里, 东芝机械公司的生产线上并没再次出现过TD/TDP系列新产品；可以说，东芝机械公司、和光交易公司、伊藤忠商社协力伪造了出口文件和出口合同；
三、挪威康斯伯格公司向东芝机械公司提供的NC2000数控设备明显是违反巴统国际管制清单的规定的；
四、东芝机械企业内部使用的修正旋床软件显示了该公司对数字控制机床有过加工历史；
五、东芝公司就最终用户的信息欺骗了日本政府；六、为了达成该次交易，东芝公司向日本政府出具了10种相关合同，其中不乏故意伪造得到的。
在事件开始发酵时，挪威和日本政府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应对态度：挪威积极努力配合美国提出的各项检查要求，而日本则呈现出非常抵抗的情绪。
三是推测美国政府将用“国防安全”等名义打压日本发展；四是在“安全保障”的问题上，几个党派各执一词，有要求强化出口管制的，也有要求日本政府退出巴统组织的。
日本政府在事件初期，屡次以坚决的态度否认美国对“东芝事件”的指控；直到1987年，其立场才发生彻底转变。
首相中曾根康弘公开提出：“东芝机械事件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自由世界国家的安全保障来说都是重大问题, 这个事件本身损害了日本的贸易体制’。‘安全保障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我们该从这种认识出发考虑各种对策’”。
“东芝事件”是必然会发生的，甚至于可以说，假如没有“东芝事件”，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会因为其他事件的发生而爆发。
日本在战后发展的资本主义，本就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附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日本以重化工业为基础，建立了严重依赖输出的产业体系，后来更是效仿美国大搞垄断资本主义，进行再生产和积累。
由于日本输出的产品是高技术化的，它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逐步加深。两国在高端技术行业和汽车行业展开了激烈的市场占领竞争，在70年代，这样的竞争已确定进入了一种白热化阶段。
然而，日美贸易摩擦在初期均是由日方率先让步或做出妥协而得以解决。虽然美国一直高举“自由贸易主义”的旗帜，但“反对保护主义”的口号一直都只是说说而已。
里根执政时，针对美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逐年下滑，他别无他法，只有再次加深对“同盟国”的压制，日美摩擦也就因此越来越具象化、不可调解化。
最初的国际舆论认为， “东芝事件”会为东芝公司乃至日本带来的沉痛的代价。美国在国际社会上一直扮演着霸主的形象，此次非法贸易可以说是触及了美国的“逆鳞”。
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规定：在此后3年以内，禁止东芝机械公司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其实在最开始，美国政府提出的处罚期限是5年，而后才减至3年；最初处罚对象是整个东芝财团，而非仅仅是东芝机械公司。
美国对日本这般“仁慈”，并不是因为它真的良心发现，而是以此作为影响日美关系的契机。“东芝事件”后，美国政府就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领域，再次推动巴黎统筹委员会提高了对数字控制机床的管制标准。
美国政府既想要就此弥补现存于巴统贸易管制体质的漏洞，又想要在整个世界更大的范围内推行这样的针对于苏联的经济遏制政策。
另外，日本政府也在此事件后，将“安全出口管制”作为出口管制政策的核心, 并且逐渐向美国提出的“不扩散”与“反扩散”式的出口管制体系转变靠拢。
这样的转变，正好预示着在冷战时期末期，日本突破了之前与美国在经济贸易上的诸多纷争和摩擦，两国向新的国家关系发展。
可以说，“东芝事件”成为了日本出口管制政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这样的转变，在美国人看来是应和了其一直号召的政策，是拥护了美国的“霸主地位”的。
对于日本而言，“东芝事件”起源于美日在冷战初期到事件发生时越来越紧张的经济贸易摩擦，以及日本人对经济利润的追逐。
“东芝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但它却是突破美日关系的重要契机，对后续日本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日本邻国的中国来看，日本出口管制政策的转变却是中国引进日本的先进的技术、推动中日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充分合作的主要障碍。